我叫陈凯，是四川南江县元潭镇五梁村三社的一名普通农民工。为了给家里三个读书的孩子挣学费，为了让家人过上好一点的生活，2009年起，我远赴内蒙古乌海市的工地打工，却没料到，这场为生计奔波的旅程，竟成了长达十四年的讨薪噩梦。而将我推入这场困境的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我曾无比信任、2003年至2005年期间带过我的挖煤矿长——张巨辉。
2009年8月8日，我怀着对熟人的信任，进入张巨辉的工地干活，直至当年12月31日，整整146天，约定日薪80元，工资合计11680元。同年9月，我的孩子也在工地帮工3天，日薪60元，应得报酬180元。两笔费用加起来共11860元，干活期间我和孩子吃住都在工地，既没提前支过工资，也没借过钱。眼看临近春节，我才从张巨辉处借支2000元，剩余9860元工资，他承诺后续结清。可谁能想到，春节后我去乌达区煤矿打工时遭遇车祸，2010年整年都没能再去工地，也没见过张巨辉。等到2015年我终于联系上工地会计时，不仅没拿到对方的联系方式，这笔拖欠的工资也成了张巨辉口中“早已结清”的糊涂账。
原以为一次的拖欠已是不幸，2011年我再次选择相信张巨辉，回到他的工地干活，却又一次陷入绝境。那年5月21日至6月13日，工地管理人员王某礼、董某润找到我，让我找几个专业打电镐、风镐的工人，负责剔除酒罐底座的混凝土，还承诺“活儿干完就给现钱”。最终我们一共剔除192个底座，每个50元，合计9600元。可当我带着工人加班加点完成工作，拿着王某礼开具的工资条去出纳处领钱时，得到的却是“现在没钱，先把条子放这，后续挂账”的答复。一边是等着拿工资养家的工友，一边是工地的推诿，我没办法，只能去煤矿打工，用自己的血汗钱先给工友们结了账。可这笔本应属于我的9600元，却被工地“弄丢”了——2015年5月我终于见到会计，对方承诺会对账，可直到现在，不仅账没对，张巨辉甚至不承认我干过这份活。
更让我心痛的是，张巨辉不仅拖欠我的工资，还骗走了我家的全部积蓄。2009年，他跟我老婆说，让她拿6万元放在工地上周转，“最低能顶你在工地上班的工资”。当时我日薪80元，三个孩子都在读书，老婆没法去工地干活，听到这个提议，她满心欢喜，立刻打电话让老家的父亲凑了家里所有家当6万元，汇到乌达区后，亲手交给了工地出纳王某琴。可这笔钱，运转周期达八年之长，直至2017年才陆续借支了一部份工资，本金一分没还。当我找张巨辉要本金时，他只轻飘飘一句“亏了”，就想把这笔账一笔勾销。
2012年5月，我老婆的父亲查出胃癌晚期，急需用钱治病，我急得团团转，只能再次找张巨辉借支。他倒是给了18600元现金，却逼着我打20000元的借条，平白无故克扣我1400元。看着病床上急需用钱的岳父，我只能忍下这口气，可心里的委屈和愤怒，却像石头一样压得我喘不过气。
这些年，为了讨回属于自己的钱，我跑遍了各个部门，却屡屡碰壁。2024年2月，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，委托石家庄财经松法务集团帮忙催要工资，可没想到，他们没彻底了解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就贸然给张巨辉打电话，反而让张巨辉一口咬定“账上显示的工资都开完了”，还让我走诉讼程序。
2024年7月3日开庭，张巨辉没出庭，却派了两个律师过来，一口咬定“工资按月发放完毕”。我本来带了证人，可F院说“没有提前申请”，不让证人出庭；律师按标的额要6000元辩护费，我一个连工资都要不回来的农民工，哪拿得出这笔钱？最后F官让我先撤诉......
2025年3月，我瞒着家人，偷偷再次前往乌海市，找到市法律援助中心，可工作人员说“证据不足，帮不了你”；我去公A局报案，得到的答复却是“这是劳动纠纷，得走法律程序”。我知道，和我一样被张巨辉拖欠工资的，还有以前的管理人员和同事，去年我带到法院的证人，还遭到了张巨辉的威胁，现在就算我再打官司，也没人敢站出来为我作证了。
我查到，张巨辉2014年就开了乌海市诚辉商贸有限公司，注册资金100万元；2018年又开了内蒙古诚辉物流有限公司，注册资金200万元，明明有能力支付工资，却偏偏拖着我的血汗钱不给。2020年疫情期间，我去找过他的公司，没找到；2024年3月，我又在乌海找了两天，还是没找到公司的踪影。去年财经松法务集团帮我调出了张巨辉的身份证住址，可我按地址找过去，发现那只是个偏僻的普通住处，他根本不可能住在那。
十四年了，从意气风发的壮年，到如今两鬓斑白的中年人，我把最好的年华都耗在了讨薪路上。我曾因为信任，一次次选择相信张巨辉，可换来的却是一次次的欺骗和压榨。我只是个普通的农民工，我想要的不过是拿回属于我的血汗钱，给家人一个交代。现在的我，实在不知道该往哪里走，该向谁求助。恳请看到这篇文字的朋友，能帮我想想办法，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关注到我的困境，让我这个漂泊在外的农民工，能早日讨回公道，能带着属于自己的钱，安心回到四川老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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